手   表

   手表，现在已不是什么希罕物品了。但对于经历了家庭贫寒、物质匮乏、非常年代的人们来说，有些难忘的记忆却是少不了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

   我第一次戴上手表，是初中毕业参加中考的时候。考前，老师反复叮嘱考试时一定要掌握好时间，最好能戴手表。老师的这个要求是很有道理的，却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因为50多位同学中只有两三个同学戴上了手表。老师的话是要听的，何况老师也是为我们好。这道难题自然只有交给父母了。尽管父母的手腕上空空如也，尽管父母埋怨老师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为了我能考上好成绩，考上好学校，也只好四处求人了。但手表毕竟是贵重物品，要借来给不懂事的学生用，谁都会捏把汗。直到考试的前一天，妈妈总算把手表借来了，想必是费尽了口舌，想尽了办法。到了考试的时候，妈妈从布包里取出手表，是块“上海”牌的，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妈妈已经先给我来了个约法三章：不准乱拧乱动，不准向同学炫耀，不准戴着手表四处游荡，回家后立即上交父母保管。反复叮嘱、反复嘱咐，完全不提怎样沉着应考、冷静思考，仿佛手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知道妈妈的担心和忧虑。

   进考场的时候，我发现不少同学都把右手握住左手腕，我知道这一定是戴上了借来的手表，因为我也是这副模样。此外还有提着小闹钟进考场的，我想这一定是他的父母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如此了。

   这块“上海”牌手表就这样伴随我度过了三天的考试。从这个时候起，我也萌生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买一块手表，而且一定要比“上海”牌的要好得多的手表。

   初中毕业，阴差阳错地考上了一所中专。不到两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学校领导无一例外地都成了走资派，一些为同学们敬佩的老师被关进了“牛棚”。串联开始了，学校停课了，同学们一下子都作鸟兽散了。这时，不知是谁发起了步行去北京的倡议，闲得无聊的我很自然地参与其中。临出发的时候，队长宣读了一封信，信是校长写的。校长参加过三大战役，但这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走资派了。信中写道：知道你们要步行的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非常高兴。因为当年我就是步行到根据地参加革命的，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我过去的影子，也看到了革命的希望。虽然我犯了错误，成了走资派，但我从内心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我不能送你们，只能把这块立功受奖、曾经伴随我走过战火硝烟的手表送给你们，让你们用它安排每天的行程，用它记录你们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时刻。听着队长的朗读，我是很受感动的，特别是校长把他心爱的手表送给我们，使我联想到两年前父母借手表的经历而唏嘘不已。这块手表比那块“上海”牌珍贵得多。

   当我们经过千里跋涉到达北京时，早已错过了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接见。当我们带着遗憾回家时，伴随我们的那块手表的主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听说校长在弥留之际还在惦记着我们。当时我们都哭了，我们把那块手表轻轻地地放在校长的遗像前，仿佛要让校长听听手表的滴答声并和它再作一次长谈。

   参加工作后，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当年的愿望。但当时颇为昂贵的手表价格令工资收入为数不多的我感到为难，凭票供应的销售方法令没有如何关系的我感到为难。真是左右为难。为了筹集买手表的钱，我加入了非常流行的“会”──约上十来个同事，每人每月交10元给“会长”，这样就可以或前或后地得到购买手表、自行车所需的资金。每个人得到资金后，“会”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而自行解散了。这形式有点像现在时兴“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味道。只是我的运气不大好，抽签时抽到了尾签，只能享受“零存整取”的“乐趣”。等我最后拿到这笔钱时，已经错过了购买手表的最好时机──国庆节。这样我必须等到元旦或是春节了。在这个时候一般才会将这类紧俏商品投放市场。不过这还成全了我买一块瑞士进口手表──非年非节时投放，要经常到商店打听消息──的新想法。

   在同事、朋友的关心、帮助下，我终于买到了一块瑞士产的“英纳格”牌手表。为了保护好这块来之不易的手表，我按照当时流行的方法，用塑料管为它做了一个表托，表面上贴了块透明的塑料薄膜。有了这块手表，我就与它朝夕相处了，有时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炫耀一下。

   然而，没想到在一次共青团组织的“斗私批修” 会上──那时进行“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通行形式，我被不点名地给批判了：“某些人为了买一块进口手表而起早贪黑、不辞辛苦，说明这个人头脑里有着非常浓厚的崇洋媚外思想，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希望这个人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那时，我还能说什么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自己狠斗狠批，然后把这块让我高兴让我蒙羞的手表封尘起来。我也只能这样做了。

   你看，一块用来掌握时间的手表，却记录了让人刻骨铭心的非常故事，这是不是它的另一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