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正义与政治文明建设
郑立新　司念伟
2008年07月15日《光明日报》（1790字）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环球时报》、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理工学院联合主办的“社会公平正义与政治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岳阳市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公平正义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公平正义的理论预设、内涵及相关问题
        如何理解公平正义，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理解公平正义？学者们在研讨会上围绕这一主题各抒己见。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引入柏拉图灵魂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观念，从私德与公德的关系入手，分析了从私德到公德的推导及其张力，以及在分配领域的相关论题，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能直接决定公正的分配制度和一般的社会公正，文化传统、人性的观念和政治制度对社会公正也有很大影响。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则分别从有限共识（使人有尊严地活在世界上）、法律和政治哲学的论证、道德主体和法权人格等层面讨论了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预设问题。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从如何控制公共权力的角度论证了正义之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他认为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其首要价值就是一种秩序和安宁，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福利（合作剩余）。中南大学李建华教授则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必须注重结果的公平，而结果公平则要依赖一定程序的正义。程序正义不仅具有保证政策选择不偏离公共性方向的工具价值，其自身也体现了国家公共权力在决策过程中对其所管理的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社会秩序的自觉合理建构的内在价值。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认为社会是否公平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必须要让人有尊严地活着、必须承认人的创造能力的差异性和一定要满足人的道德需要。与此相应公平的价值参数也应该是权利平等、劳酬平等和义务责任平等。
        中国哲学视域中的公平正义及其现代意义
        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澄清了传统的关于先秦儒家的公私观念，认为孔孟儒家首要重视的是百姓的私利，如生命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孔孟儒家的公共伦理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新的颠覆，孔孟儒家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对公正的理解，都将是今后社会发展需要引以为鉴的。湖南师范大学张怀承教授分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本义，比较了中西政治文明的不同路向，认为西方是一种知性文明，中国是一种德性文明，因而政治文明不是一种理性的建构，而是一种德性的显现。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公平正义是以等级为前提的，强调的是等级内部的均等和等级间的均衡。清华大学唐文明副教授探讨了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与中国之政治前途。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这一概念，涵盖了理解中国的三个重要方面：中国的精神本质、中国的文化理想和中国的历史存在。
        关于市民社会与公平正义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廖申白教授认为中国正在走向公民社会。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要具备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公职地位必须向着能够理解与公职地位相联系的公共责任、具有能够认真履行公共责任的公民基本德性、并且具有履行这些责任的管理公共事务能力的公民持续和公开地开放。第二，在它的社会上层、中层、下层之间存在着合理和有序的社会流动。在这样一个公民社会，法律体系才会被看作是可以依赖的，公共领域才会被确信具有实践的价值。清华大学卢风教授论证了公民性与正义德性的问题，他认为最能与市场经济相配合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法治，而民主法治必须以公民社会为支撑。仅当一个社会有足够多的有正义德性的人时，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突出表现在分配不公和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解决这些问题依赖于国家对市场行为的政治调控，但这一调控有其限度和负面作用。在着力培育以非经济性社团为主体的社会中间结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民社会的自我救治功能，将不仅有利于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结构转型。
        关于中国政治哲学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从体系建构到观念凝练入手，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提出了中国崛起不仅在于硬实力，而且需要软实力，软实力在政治制度层面更多地是渗透在意识和文化观念之中，因此，软实力的崛起不仅需要制度崛起，而且需要核心价值的崛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童世骏教授认为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观念可以启发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处理价值多元、利益多样的现代社会中的思想稳定和价值引导问题的时候可以借鉴“重叠共识”的观念。#

 

仇富不仇袁隆平与公信力
迅之
2008年07月29日《南方日报》（1135字）
        袁隆平院士最近选车的新闻可谓沸沸扬扬,一个关于袁院士要买奔驰豪华车和家里还有六、七辆车的消息,更是惹人关注。虽然最近袁院士的秘书表示院士只有一辆价值十几万人民币的普通座驾,但网友们全然不理会,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袁院士买什么车都不过分,就是拥有六七驾飞机也正常,更有网友激动地表示,就算我们仇富,也不仇袁隆平!
        仇富不仇袁隆平,有论者认为这表明被中国部分精英所“妖魔化”的“仇富论”已经破产,国人仇的是具有不正当来源的财富持有者,而不是袁院士这样依靠智慧、双手和脚踏实地挣钱的“富人”。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据此认为中国公民并不仇富,就有些言过其实了。这个国家像袁隆平一样依靠合法劳动获取财富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通过个人聪明才智以及勤奋和掌握机遇的能力从而发家致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网友们对袁隆平院士那样的礼遇,或者仅仅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礼遇。这倒不是说网友们搞双重标准,而是网友们无法判断究竟谁的财富是合法劳动得来的,谁的财富是靠蝇营狗苟窃取的,除非像袁隆平那样,被公众公认为所付出的远远超过所获得的。
        为什么无法判断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市场经济不正常的地方太多。而在不正常逐渐正常化的过程当中,权钱结合所产生的关于富有的一些信息量被逐渐释放出来,在社会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的社会背景下,“凡富豪者,皆有原罪”说被扩大化,一些激愤的人们开始倾向于“当前要想获得巨额财富,必得钻营”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给定的一个不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奉公守法,勤劳朴实,是很难获得较多财富的。当然,从事实上来看,我们不能排除社会上的确有一批依靠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以及各种投机行为致富的个人及群体,但这批群体不可能庞大到占有整个市场经济运行体,到底还是有很多民间人士靠着自我的智慧、能力发家致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没有得到某些“官家”的体恤与照顾,反而承担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比如在国家税赋之外的各种杂费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正当滋扰等等,使得致富之路异常艰辛。可他们的富有与某些特殊群体的富有一样,外界往往只能看见“富”的外表,比如豪车豪房等,从而将他们趋同化。换言之,那些正当致富的人们不幸被“强掳”搭上了不正当致富者的反“道义便车”。
        以此观之,仇富的本质其实是仇不清白财富背后所依仗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仇富者又是仇权者,因为伴随着财富公信力丧失的还有公权力公信力的丧失。从袁院士此番选车所引发的仇富争议中不难看出,要想挽回公权力和财富拥有者的公信力,就必须让所有的公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都能得到外界不设门槛的监督,从而在原点上消弭财富获取的不公平性。这就是“仇富不仇袁隆平”带给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