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格拉夫等写了一本书：《流行性物欲症》，全书以“物欲症”为中心立论。《牛津英文字典》解释“物欲症”如下：物欲症(affluenza)：名词。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导致心理负担过大、个人债务沉重，并引发强烈的焦虑感。它还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约翰?格拉夫称“这是一种在整个社会蔓延的恶性病毒，它威胁着我们的钱包、友谊、家人、社区和环境。我们称之为‘物欲症’。在全世界每一块大陆上都不难找到这种病毒的身影。”“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现在正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热衷于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自私。我们应当重新恢复一直指导这个国家前进的不朽价值观：有关信仰、家人、责任感、慷慨和友谊的价值观。”
        应该说，以“物欲症”为特征的价值追求在中国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人心和谐的精神因素。想一想那些成为阶下囚的贪官，甚至那些善良而生活在重压之下的房奴、车奴、卡奴，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物欲症”的牺牲品吗？
为什么人们会成为“物欲症”的牺牲品？这当然与人性的弱点有关：在生产力与技术的支持下，物质主义给人带来了安逸和快乐，在给人提供“即刻满足”的同时，也就把人驱赶上一条贪得无厌的不归路，而人的感觉在贪欲中不断弱化了。
        在哲学上，这种现象被概括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抑，人的异化等等命题，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的倾向是主张以人文关怀反思物欲主义。所谓人文关怀，即是以人的本性、人生的意义去追问人的行为的终极价值。人文关怀的形式或哲学，或宗教，或审美。
        关于哲学的人文关怀，黑格尔1816年在海得堡大学演讲辞中感叹当时的世道：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追逐现实利益的动机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黑氏希望，“除了政治的和其他与日常现实相联系的兴趣之外，科学、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也要重新兴盛起来。”黑格尔号召 “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
        到了现代，随着工具理性不断为物欲主义张目，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科学时代的理性》，就为我们提供了审美而非哲学拯救的思路，使我们对物欲主义的非人性化力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伽氏认为，今天人们不得不在一种忧虑下看待工业文明的进步，“想一想大规模的屠杀或战争机器，仅仅推动一个按纽，它就被开动起来进行毁灭性的活动。也想一想增长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自律作用；……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就这样落入到了自律过程的强制性结构，而人性对自己以及对处在这些精神的对象化中的人性的精神越来越缺乏认识。”
        显然，伽达默尔担忧的不只是物欲主义在形而下方面带给人们的威胁，而且认识到了它在形而上方面，即那种工具理性的独立化倾向对人类的控制，即“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服从内在结构性强制力的生命全部关系的理性化一直在统治着我们，以至于我们总要创造新的文明，并且在不能看到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循环的情况下，我们也要不断扩大技术活动的范围。”这使得人的存在意义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人要如何才能有所自我克制呢？伽达默尔在这里抬出了他的解释学哲学，他认为首先要重新为哲学定位。在他看来，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休谟和康德式的形而上学探讨变得越来越过时了，即“作为时代决定性标志的科学之流行终止了哲学的经典作用”。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科学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旧有的任务”正在于将人的独特体验、人的自我认识从自然本体论中挖掘出来，而屈从于科技的哲学则只认领了一个任务：崇拜科技偶像，证明工具理性的无限力量。而在事实上，工具理性的力量越大，人就越不能控制它，人的前景只能是人性的退化。这样，成为物欲主义帮手的哲学只能加剧人类退化与科技发展这个悖论的存在，而不能使人走出“人类历史的最后限期”，人需要另觅能够拯救自己的人文关怀形式。按伽达默尔的要求，这样的形式只能是显示出人的独特价值的、以艺术形式出现的审美经验，他将此称为“艺术加入了世界观哲学的队伍”。
        伽氏认为，“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发现19、20世纪的文学巨著，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文化时代的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更接近哲学旧有的任务，并把它们视为哲学伟大遗产的保存者。”
        伽达默尔还注意到，在德语国家中，“人文科学”一词得到了发展，具有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在法国文化范围内，哲学归入了文学，即哲学一词包括了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而在英语中，旧有的人文主义概念已被转换成以“人文科学”为标志的语义学语境。他说，“这表明，在这些科学中，被研究的对象不是客体的世界而是人对自己、对他的创造世界的认识，在这个世界中他储存了自己。”也就是说，借助于人文学科的人类自我认识功能，本来是可以避免人在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的失落和退化的。
        实际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包含以人文关怀来反抗“物欲症”这一内容的。英国学者A?迈克莱什在1994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就充分肯定，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包含着一个对共产主义的审美辩护。艺术有助于支撑未来更高等级的文明，在这种形式的文明中，人类活动将不再被工具性的商品价值所困扰。”在手稿中，“马克思希望用共产主义来实现广大边缘人的梦想。‘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人类进步最后终止于这样一种社会，这种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马克思对未来的希望来自于人类劳动活动所固有的潜能，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活动却与其发展的真正形式相异化。”
        英国S?柏拉威尔对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的精神文化价值问题有一个更高的评价，他说：“马克思要说明的总的论点仍然是够清楚的。一个真正诗人的劳动能够保持——至少在密尔顿时代——不异化，只要他不计较市场价值。这样一个诗人出于他的心灵深处的要求，只写他非写不可的东西，而让别人去把他写的诗变成生产利润的商品。因此，他预示了一个‘自由王国’”的可能性，这就是《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话：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所谓“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精神生产。
实际上，这就是从18世纪席勒开始的审美自由的命题，可惜的是，“文化工业”畸形的发展使审美自由也正在成为物欲主义的帮凶，以人文关怀拯救人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

 

【观点摘播】（243字）
民众要有条件和政府讨价还价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近日撰文说：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起一套讨价还价的机制。最好的出路就是民众要有条件和政府讨价还价，让政府承认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当政府为自己牟利的事情做不成，为民众做的事情推不掉，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
        只不过现在的讨价还价做得还不够。而且，学界的左、右派还在不断地为政府部门消解社会压力。如果左派不停对政府问责，右派不停对政府限权，政府就会有改革的动力，中国就会越来越进步，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