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深套中产阶层 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邓聿文
2008年08月22日《上海证券报》（1540字） 
        股市跌跌不休，令市值大为缩水，也令股民财富严重受损。据统计，在A股股指处于6000多点时，沪深股市总市值达到25万多亿元，超过2007年时24.66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流通市值也达到10万多亿元，占GDP总值的比例高达48％。但截至8月15日，沪深股市总市值已下降到不足16万亿元，流通市值也仅为53818亿元。
        看股市，流通市值或许比总市值更能反映一个市场的真实状况。目前，A股的流通市值不到高点时一半，占同期GDP的比例也不到20%，这足以说明A股市场的惨跌程度。
        同时，A股市值大幅缩水，也是股民财富严重受损的过程。在一个各方都不被看好的股市中，除了少数高手外，绝大多数普通股民都亏损累累。据中登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5日，持仓A股账户数为4763.38万户，简单计算一下即可知，平均每个账户有资金约为11.3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与股市高点时比，每个账户的资金损失约为11万元。
        姑且不说股市下跌对企业融资、投资和实体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单看这4700多万户账户的资金大幅贬值对他们消费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势必会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发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中国经济长期受困于以消费不足为标志的内需不足，从而不得不以提高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内需。
        但今年以来，在从紧政策、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重因素打压下，出口增值大幅下降，投资也同比减缓，因此，唯有消费可担当大任。而要启动消费，就必先大力发展中产阶层。因为，只有中产阶层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消费能力。相比之下，尽管低收入阶层人数庞大，也有消费需求，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而高收入群体则恰恰相反，虽有消费能力，但却没有需求，或者说，他们的消费需求一般转向国外，国内提供不了。
        就中国各阶层来说，农民（包括农民工在内）和城市贫困家庭大约有人口9亿，在余下的4亿人口中，刨除老人、青少年以及部分规定不能炒股的官员，剩下的人口充其量不会超过1亿，这是最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最有可能进入股市的一个群体，这部分人群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事实上，目前坚守在股市的4700多万股民，大都出自这不到一亿的人群中。换言之，一半多中产阶层已进入股市，他们平均投入股市的资金是20万元，目前都已损失过半。
        在目前大力倡导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情况下，中产阶层都普遍持有股票。一般而言，当股票价格上升时，财产性收入会增加，股民的感觉也会变得富有，就更愿意消费。反之，当股票价格下降，股民的金融财富缩水，他们就不得不减少当期消费支出。这特别表现在对房产和耐用商品的消费支出上。根据一般规律，人们预计将陷入财务困境时，通常愿意持有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而不愿持有流动性较弱的耐用消费品如房产等。因此，当股民被套牢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增大时，他们就会减少耐用消费品或房产的支出。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产阶层被套牢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后果呢？
        一是国家经济将可能会陷入衰退。以房地产市场来说，买一套普通商品住宅的首付资金通常为10到20万元，现在股民被套的资金正好够得上首付，他们恰恰又最需要住房。房地产市场又是一个影响面非常大的行业，加上其他耐用品市场的疲软，要启动中国的内需就变得更难了，从而有可能使得经济会掉入衰退状态。
        二是有可能影响改革开放大局和社会稳定。30年改革发展的结果是好不容易且初步地培育了一个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天生的保守性是社会维持平稳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另外，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也为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提供了机会。所以，如果因为股市被套而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瘦身乃至消失，这无疑对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总之，股市下跌绝不仅仅是股市自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实在是关乎中国中产阶层的命运，从而也关乎中国的改革发展大业，漠视不得。#

        “44%的民营企业家反映自己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高达60%的企业家曾因为有关职能部门效率低、办事拖拉、程序繁杂而丧失发展新项目机遇……“前不久，广东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问题分析报告》显示，民营经济发展不平衡、融资难、管理体制落后等原因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有财经记者曾乐观地描述说：“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多是90%的精力跑关系和人脉，10%钻研业务；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则颠倒过来，90%的精力钻研业务，10%的精力搞公关。“今日看来，这样的描述无疑过于乐观了。虽然比起当初的”90%的精力跑关系“，”44%的民营企业家抱怨“已经有不小的进步了，但是，在发展中”跑关系“，在”跑关系“中才能发展，仍然是相当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前进中的无奈。
        这样的话题在30年前提出，或者在15年前提出，都不足为奇；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在国家关于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方向日益清晰、在“非公经济36条”这样的保护措施纷纷出台的今天，“跑关系”的老话题重新被提出来，怎么说也不是正常的现象。尤其考虑到，这个数字诞生于被认为走在改革开放最前列的广东省，那么，改革、开放没有广东这样彻底的省份，是否更不乐观呢？毕竟，按照一般的规律，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这种”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成分占得就越重——这几乎是一个反比例的关系。
        不管是为企业找“绿灯”，避免一路“吃拿卡拖”；还是为自己在政府架构中找位置，通过政治权益维护经济利益；拟或是将不合法的东西“跑”成“合法”……说到根子上，都是要为自己寻找生存、发展的空间，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也都从反面上反映出，政府很多政策过于笼统，存在大量人为解释的空间；而一些管理者自身的约束不够强，程序繁杂办事拖拉，这些都逼着民营企业家不得不“跑”，因为不“跑”就会丧失新项目，不“跑”就会融不到资金，不疏通关系就会贻误“战机”。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表示：我们在进一步改革中，实际上遇到了三个难题――政府职能转换、打破行业垄断和自主创新体制改革。而这三个难题，也正是民营企业受到的最大困扰。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不高，一些管理者行为不检点，地方“三乱”仍存在，这是其一；为了保护高额的利润，行业垄断打而不破，代价就是相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经常受到政策上的不公平待遇，这是其二；行业垄断打不破，自主创新就受阻碍，结果就是“目前的创新机制普遍是立项目跑关系、评审跑关系、创新急于求成”（厉以宁语），缺少真正的创新，这是其三。而为了应对这三个难题，民营企业家常常只能依靠于“跑关系忙公关”，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的逻辑——这似乎跌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说30年前、20年前“跑关系”是跑政策的话，那么今天的“跑关系”就是把已经清晰的政策给“跑”通顺了，“跑”具体了。对民营企业保护力最强的政策就是“非公经济36条”，但即便是这个政策，也有人讲，“36条准入的门是个玻璃门，能看见里面，但还是进不去”。进不去的原因正在于里面的政策基本都是一些原则，还比较笼统，怎么解释，怎么操作，还掌握在相应的地方管理机构那里，只有不断地“跑”，不断地用精力去“耗”，才或许能够得门而入。从这个意义上讲，纵然国家近年出台了很多措施推动民营经济，但这些制度性、根源性的障碍不解决，上述难题不主动求解，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不可否认，当前的民营自身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从优化管理机制、主动创新等多个路径，为自己“闯门”积蓄正面积极的力量。但从为企业服务的管理部门的角度，如何通过自身改革为民营企业争取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进而全面搞活中国的经济，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寻找发力点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