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二伯家，是二十多年前了吧，自己不过六、七岁的年纪。说不上有什么印象了，只是记得有两个小我不了几岁的娃娃，一个劲儿的喊我，“小叔叔”、“小叔叔”，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长辈的身份，印象格外的深刻！以至于离开二伯家很长一段时间了，还突然想起来，要感谢那位当了爷爷的伯父。正是因为他有了小孙孙，才让我作成了长辈。

     可能是为了满足我要感谢的愿望，时间不长，父母邀请了二伯，来家作客。

     在长途客车站，二伯的身后，不过几个简单的包裹，没看到我那可爱的小侄儿，着实令人失望不少！好在二伯的行李弥补了遗憾，一整套《三国演义》的小人书，拉近了我和老人的距离。

     或许是对那包裹里的内容还有幻想，那时的我格外亲近已六十开外的二伯。拉着老人柔和的大手，这里去，那里去，四处参观自己平时嬉闹的地方，连上次和小朋友打架的所在，也一定要拽着老人去“亲临现场”。

      一头白发的二伯，总是微笑的任由着我，听着我儿话的唠叨，好像从没有打断过，也不去讲什么道理，最多只是详细的询问一下伙伴游戏时的规则。在他的那里，孩子好像本就没有什么对或不对，孩子就是孩子。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儿时的荒唐。那时侯，自己老是忠实的守在厕所外，焦急的等待二伯快出来。几乎每隔个几秒钟，就要背对着厕所大门，大声的嚷嚷，“好了没有——”“好了没有——”。让孩子很满足的是，每一次习惯性的发问之后，总能得到一句轻缓的回答，“就好了——”

二伯，是母亲的兄长，比母亲的年纪大了许多。听母亲说，她的这个二哥，一生经历传奇、坎坷。

二伯十几岁的时候，经媒妁之言，找了一房未曾谋面的媳妇。新婚的那天夜里，他翻窗逃跑，从此没了音讯。我的外婆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曾几次迈着小脚登上武当山，可怜老人家每一次都是风尘仆仆，泪眼而归。

十几年过去了，一封家书告诉外婆，她的儿子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再后来，又听说我的二伯进了四川，再后来，又没了音讯！

又是十几年，所有的人都以为再也找不到二伯了。我的父亲曾专程到重庆渣滓洞的烈士碑上，寻找过二伯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八十年代的一天，外婆已经八十多岁了，腿脚不好了，一歪一歪的，到路边倒痰盂。猛一抬头，街的那边，一个满头白发的男子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声声叫着“姆妈，姆妈！”硬是跪着从街那头挪到了母亲的怀里！

重逢后，二伯告诉家人，他早在上海就参加了革命，一直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后来进川策反军阀起义，为解放成都，立了奇功！解放后，几十年，几经辗转，这才寻找到自己的老母亲！

窗外一直下着大雨，我写着写着，眼里突然湿润了起来。自上一次的分别，几十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让人天然的、想亲近的老人。

我的二伯，走了，以后永远不可能再见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