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一辈子“最亲近”的环境，无碍乎两个——家和办公室。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走进有线电视台的办公室是1996年的夏天。

 当时的有线电视台在电影制片厂里，租了个两层楼的老房子。进大门，黑黑的，光线不好，两溜长椅上坐满了人，很像是医院专家门诊前的情景。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一大早，赶来办理开通有线电视的用户。楼梯旁有一个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秃了顶的老同志。

 经过询问，那位老同志知道了我是他最新的同事。和我聊着，老同志突然站起身来，迎到大门外去，正好一辆小轿车驶来，停在那里，车里走下一位像领导的人，老同志一脸笑的、连不迭的、打招呼：“龚主任，您早！您吃了吗？”那位领导在老同志热情的问候声中，走上楼去。

 老同志，姓王，大家都叫他王师傅。个子不高，背有些向前躬着，穿着白色圆领的T恤，背后总印着什么栏目组的名字，下身嘛，是西装短裤和凉鞋。不用问，脸上的皱纹就告诉你，他应该有五十好几了。

 他不时的迎出门去，热情的和一个个刚下车的领导打着招呼，言语总是那么两句——“早；您吃了吗？”偶尔来了两个外人，询问开通有线电视的事，王师傅的脸上笑虽少了些，可回答总还算热情。王师傅，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浑厚的男中音，让所谓“电视台的感觉”顿然增加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王师傅是老一辈的电台播音员，退休后返聘，到电视台看大门。

 王师傅，是我参加工作认识的第一位同事。

 有线电视台记者的办公室，很简陋，一个大门进去，满是桌椅；有个套间，还是桌椅！我刚到这个单位，办公室里是没有专属于我的桌子和椅子的。那时，我每天都很早赶到办公室，扫地、拖地，给有杯子的同志把茶泡好。

 记得那时，无论我到得多早，有一位同事总是躺在办公室的躺椅上。我尽可能轻手轻脚的，可还是难免惊扰了他的美梦。他也还好，被惊醒了，不过是翻几个白眼——送给我。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当时正在闹离婚，有家不能回，借宿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睡觉，当然不舒服，一大早还要被我这个毛头小伙吵醒，翻几个白眼委实是相当的有涵养了！当时的我，年轻、火气冲，越是有白眼越向前！每天早上，就算不为打扫清洁，也偏要赶去办公室，会一会那“白眼”！原本可以轻手轻脚的，也没了耐性，索性搬桌子砸椅，心里只想着——让“白眼”翻得更猛烈些吧！

 没两天，那位白眼老兄从“清晨的办公室”里消失了，也没打个招呼，害得我白白的起了几个早床！

 除了早上能经历一下“白眼风波”之外，我几乎无所事事，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报纸，还是看报纸！那些后来很熟悉、当时不认得的同事们，大多一早上出去采访，下午三三俩俩的回来，守着各自的桌椅，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

 那天，有一个大个子，采访回来，在自己的座位上休息，兴致突起，想给大家说说朝鲜话，什么“前轱辘滚，后轱辘不滚，抛锚斯密噶”之类的。说完，自己仰身大笑。紧接着，在一阵桌椅倒塌的轰鸣声中，人——不见了，灰尘——四起！怪我啊，“白眼”不见了，那几天没做卫生！

 没多久，有线电视台搬家了，搬到香港路，说是由一个垃圾场改建而来的。大门冲着路，进去老大一个场子，中间一个大花坛。

 花坛左手一个巨型车棚，停着各式小车，从车的品相上就能知道车主人的身份、地位。对了，那“老破残花”，一定是一线采访用车！不能怪别人，只怪采访工作太忙碌，车，太辛苦了！

 花坛右边一个角落里，是我们的食堂。三间房，一间是做饭炒菜的，一间是大家排队的，还有一间是专供“公仆们”享用小灶的。

 花坛的正后方是我们的办公楼，玻璃幕墙包裹着的两层半，横着一溜摆开。还有一块往外伸展出来，那是个大堂，里面竖着电视墙和接待来访的工作台。远看，整个建筑就像一个睡倒了的数字“7”。说来也巧，从自办节目开始，到后来与无线台合并，这个台的存在正好七年！

 从老地方搬到新地方，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办公椅。小小的一间房子，七个人。摆放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六张桌子头尾相衔、对面对的摆着，一头使劲儿顶着墙，另一头的尽处横着一张办公桌，算是结束了桌子们伸展的方向。桌子的一边是高立着的柜子，另一边是紧挨着椅背的窗。如果你的桌子靠里，想到自己的“宝座”上去，没人时还好，挪开阻碍的椅子也就是了；但凡有人，则必须手脚配合，如芭蕾般颠起脚尖，如搬石头般抬起坐在椅子上的那位。挤擦擦过去后，手一松，坐着的那位一定闷哼一声，臀部随着椅子腿一起顿下去。

 那天有事，进了领导办公室，一进门，一张沙发；一甩头，一张沙发；遥望一人，在一硕大桌面的后面端坐，想必那人一定就是——台长！

……

（在这之后，我的办公室几经变化，颇多周折，不断的有新奇怪事和各种感受。

只是，我二十岁走进这个单位，到六十岁退休，届时将是整整四十年。如今，我已走过十三年，又刚搬进了新的办公室，若顺利，还将在这里待二十七年。

有关这“办公室”的文字，当然还有“二”和“三”，出于诸多实际因素的考虑，不太好写下去，只好先停在这里了，等到退休后，再来续上吧！哈哈……）